政策边际收益递减问题严重。
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管理亟需创新，而如何推动我国法律体系的实践化，如何创新社会管理，将法治与善治融合，既防止教条化的法律体系，又避免逸脱法律的管理创新，则是一项重大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有法可依的法制基本要求之一的实现，以及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成型。
高度专业化的、复杂性的案件，尤其是高度复杂的民商事纠纷，只能赖以职业化、专业化。就这一宣布的法治现实意义而言：自此以后立法时代大体结束，进人守法与执法时代。西方社会治理从立法主导到行政主导，目前已迈向司法主导。但是，就具有政治性的、导向性的，尤其关涉重大的政治性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最高法院并不能通过个案与终局判决实现悄无声息地变革社会秩序并导引社会，这是由我国国家性质与国家权力的终极归属与特有的行使方法所决定的。因此，法院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社会变迁的塑造者存有疑惑，甚至怀疑论者认为指望法院来改变社会进程、塑造社会结构仅仅是空洞的愿望。
我国宣布法律体系的形成，改变了靠政策办案解决纠纷的窘境，同时也改变了立法的粗线条所形成的司法解释多于立法条文的状况。[1]更进一步，认为法院也许天然就是谨慎小心的。人的存在不再是法律的目的，法律不是为人而存在的，更多可能是治人的工具，无法赋予人们认同与服从的理由。
两项问题合起来成为法哲学的任务。无论是诉诸部门法哲学的缘起、界定，它的基本主题、使命还是其分析立场及表征路径等都可窥见一斑：一方面，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答既能满足学界同仁尤其是部门法学者对部门法哲学的基本期望和热望：期望部门法哲学有个合理的自身划界，同时热望部门法哲学能告诉、指导部门法学研究为何如此，应该如何进行。在这个意义上，开展部门法哲学研究，是中国法学真正走向成熟、深刻的必要步骤，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法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部门法哲学根本而言是部门法学研究过程中分化而来的一种独特的自主性表意实践，它不断地反思部门法本身，并不停地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提供意义观照和参照。
一个行动者在某些情形下实施一个行动能被看成一个事实，并且也许可以认为，理由是诸事实之间的关系。不必也不应当相信人类社会的法律问题，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或无需对症就可下药且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对于部门法哲学来说，最合乎理性的法哲学观念是这样的：它能够最好地适合我们在反思中所深思熟虑的所有信念，并把它们组织成为一种连贯的观点。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法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人的存在就是法律。三、当代中国部门法哲学的基本立场与分析路径 基于这种驯化法律、实现人的幸福生活的使命，部门法哲学研究必然呈现出如下的基本立场或自我吁求和自我期待：套用康德的话就是，1．我们的理性能认识部门法什么？2．我们的理性应该为部门法做什么？3.我们的理性可以希望部门法什么？[10]相应地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分析路径也会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实践哲学的理念指向。这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要归功于马克斯·韦伯关于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研究，合法（律）性就是符合实在法的规范要求，因此这种合法性就是法定的或来自法律的合法性，这是韦伯以来现代法治的普适性定位。
为此，部门法学必须改变既有的形而上建构的概念法学、教义法学研究状态，即强调理论研究、大量输入西方甚至复活解放前旧法治的术语和法条解释技术，代之以法律现实要务的解决为根本、发掘回应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的直面当代中国的法学。正统的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法理基础正凸现出根本的狭隘性、局限性，主客二分或人物二分的法哲学逻辑越来越多发地受到有识之士尤其是环境法学学者的质疑，[4]需要新的法律哲学，这为部门法哲学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契机。[8]所谓正当性，就是法律之所以被社会大众合理地接受和认可的原因和理由。这也决定了部门法哲学的基本话题和主题应当是合法（律）性（Legality）与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分野及其分野意义的确证—关于法律以及法律赖以为凭的正当性、合理性的终极追问，有效规制社会生活的性质与意义：定纷止争、冲突解决并融入了人的全部情感、希求与期待。
其次，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了惊人的财富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诸如网络、手机、基因和纳米等等都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构成性影响，极大地拓展或者改造着我们的人性潜能的表现和发挥以及我们人本身的特质，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作为规制人类生活的现代法律尤其是其人性基础带来某些新的影响甚至挑战，进而对立法、执法和司法产生影响。参见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可以大致推断出，Legitimacy涉及到对权力或统治的正当与否的评价，而Legality则是指在正当统治或法律的框架内的问题。显然，这样的主张也是部门法哲学所必须采纳的分析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正当性问题根本而言就是为法律寻找真正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安身立命即法的有效性的理由，一种广泛的社会适用性或社会有效性的理由，包括形式或系统化的有效性、实效和价值论上的有效性或可接受性，它侧重的是法律实践状况。其次是发现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某种正当性论证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前提，形成普适的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标准。另一方面追问、批判、反思各部门法的本质及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的关系，推动各部门法的本源性理解和良性互动，确保各部门法的发展符合社会实践规律。它要诀别既往部门法学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注释法学研究理路，反思、批判传统部门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下，重构部门法学体系。正当性 从学界发展的趋势以及法学研究深化的角度来看，谁都可能会承认，近年来逐渐兴起并迅速发展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应当被看作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法学发展的基本标志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中国法学的觉醒、自觉与自主：驯化法律，营造良好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法律秩序。无疑，现代法律实际上正是借助和沿袭这样的形式理性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现代法治国，即是以形式理性法为内核，在完美的法律设计之下安排人们的生活。
托依布纳的形式（目的）理性法、实质理性法与反身型法（反思理性法）。通常，这种正当性论证是一种终极关怀意义上的思索与追问，因此可以把这种标准视为意义标准、价值深度标准，它指向的不是法律制度文本及其解读，而是它们与各民族国家良好法律秩序在精神、文化上的自省、自觉的联系，它所关涉的是各民族国家良好法律秩序的自觉程度和实践力度。
自然，这种思考是一种宽容的、哈贝马斯式的商谈式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决定论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区别于既往的以法学的基本范畴为立足点的纯思辨意义上的法哲学比如权利的法哲学、义务的法哲学、正当程序的法哲学等等，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则是以具体的部门法范畴比如罪刑法定、意思自治、某个具体法律条款的适用等为立足点，对部门法进行特定时空下法律性质和功效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反省和自觉。
此时，合法律性才能创造出正当性。作为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语境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主张事件或行动是语境依赖、语境限制和语境敏感的，语境是事件或行动的整合，人类理解是人际间的互动，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没有绝对的区分。
否则，法律的正当性就不可避免地缺失，法律的价值世界也将呈现出崩溃的危险：法律异化。[14]拉兹的原话是：我们通常把行动理由看成是一个人在某些条件可获得之时而实施一个行动的理由。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的压制型法、自主型法与回应型法[8]所谓正当性，就是法律之所以被社会大众合理地接受和认可的原因和理由。
在这个意义上，开展部门法哲学研究，是中国法学真正走向成熟、深刻的必要步骤，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法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无论是诉诸部门法哲学的缘起、界定，它的基本主题、使命还是其分析立场及表征路径等都可窥见一斑：一方面，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答既能满足学界同仁尤其是部门法学者对部门法哲学的基本期望和热望：期望部门法哲学有个合理的自身划界，同时热望部门法哲学能告诉、指导部门法学研究为何如此，应该如何进行。
显然，这种合法性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典型逻辑。语境论是一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地受到哲学尤其是科技哲学重视的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最后，进行细致周密地甄别平衡，形成一个基本共识，[14]以决定进一步的部门法重构行动。这也决定了部门法哲学的基本话题和主题应当是合法（律）性（Legality）与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分野及其分野意义的确证—关于法律以及法律赖以为凭的正当性、合理性的终极追问，有效规制社会生活的性质与意义：定纷止争、冲突解决并融入了人的全部情感、希求与期待。
通常，这种正当性论证是一种终极关怀意义上的思索与追问，因此可以把这种标准视为意义标准、价值深度标准，它指向的不是法律制度文本及其解读，而是它们与各民族国家良好法律秩序在精神、文化上的自省、自觉的联系，它所关涉的是各民族国家良好法律秩序的自觉程度和实践力度。在现代的语境下—现代的特质的就在于强调制度本身的效用而达成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反对基于出身、血统、种族等人格化考虑，列奥·施特劳斯归结为现代反对古代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现代社会应当是以实在法又称作形式理性法为手段的法理型统治的社会，推崇法律的权威，破除人格魅力型权威和传统的权威，以保障人的自由和人权。那就是，这种合法性是一种概念法学的合法性，不具有任何超验的或者道德的维度。而没有这一维度，一个很难让人接受的结论就应运而生，纳粹德国时期颁布的种族灭绝法和斯大林时期的暴戾法律会因它所具有的形式合理性而被冠上合法性的外衣，自然也难以产生出守法的义务，即使以强力为后盾。
与部门法哲学的实践理念相呼应，部门法哲学的分析模式也相应地表现为语境论模式。作为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语境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主张事件或行动是语境依赖、语境限制和语境敏感的，语境是事件或行动的整合，人类理解是人际间的互动，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没有绝对的区分。
一切科学认识都有其条件性与过程性，科学真理都有其动态性与开放性。哈贝马斯的著名命题在规范和事实之间所指称的事实性—经验层面的社会的事实性而非规范层面的理性要求。
可以大致推断出，Legitimacy涉及到对权力或统治的正当与否的评价，而Legality则是指在正当统治或法律的框架内的问题。用通行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学理应当服务于实践，理论服务于操作，不能两者脱节，更不能本末倒置。